由《計程人生》導演賈法潘納希以偽記錄片手法拍攝的劇情片，從來自偏遠地區的少女寄給女演員貝娜賈法利的自殺影片，牽引出女人面對保守體制與父權思想，其追求夢想的遙不可及與身陷險境，更帶出三個不同世代的女人如何自處與朝著目標前進。
真假難辨
賈法潘納希被伊朗政府禁止拍片，在有限的資源下仍交出不俗的成績，讓片子一舉獲得2018年坎城影展最佳劇本。潘納希親自參與本片演出，扮演載著女演員前往偏遠村落的導演，循著蜿蜒山路，以波斯語和不流利的土耳其語交替向村民打探少女的下落，始終對少女抱持著信任的態度，認為自殺影片不像做假，即便是做假也一定是由專業人士幫忙剪輯而成，不過以如此偏遠的村莊來說，受人排擠的少女怎麼可能辦到？
而女演員則認為事有蹊蹺，懷疑少女口口聲聲三番兩次打給她求救，可是貝娜卻沒接到任何訊息或電話；另一方面，導演曾說過有個關於自殺的劇本，女演員因此懷疑導演跟少女是共犯，合導這齣漏洞百出又顛簸未知的戲。
喇叭規矩
電影以潘納希父母成長的村落為背景，帶出偏遠地區的風俗民情。村民好客熱情，每戶人家幾乎都想請導演和女演員喝茶聊天，然而導演很難直接打探少女的下落，畢竟想讀戲劇學院的少女在村民眼中簡直像犯了滔天大罪，思想前衛、顛覆傳統父權體制，會拿著鏟子想把道路拓寬，解決山路只有單行道的會車不便。片子剛開始吊足觀眾胃口，我們看不到少女自殺成功與否，只知道導演跟女演員極欲尋找少女的屍體，從墓地、少女的家覓求蛛絲馬跡，卻發現事情不如想像中容易，還可能碰上少女弟弟的攻擊。
故事有趣的是，潘納希在山上遇見村民，村民替他按喇叭便叫他可以走了，事後才解釋了當地的風俗。山區交通不便，一次只能讓一台車通過，如果有人有緊急狀況怎麼辦？村民因此訂下規矩，長按喇叭聲表示比較緊急，說不定車上有醫生趕著去救人，那就可以優先通過。再舉另一個例子，某個村民請女演員移交兒子的包皮給潘納希，等於請潘納希當孩子的教父，最好能把包皮埋在大學校園或是能光耀門楣的地方，這樣說不定兒子就能成為醫生或工程師。
以上兩個例子都代表伊朗傳統的價值與信念，他們立下規矩、信奉真主，但是以現代或外人的角度來看顯得荒謬或是不切實際。集眾人之力，把道路問題解決，是不是比按喇叭來得有幫助呢？給孩子最好的資源跟讀書環境，是不是比堅守傳統風俗與信仰更合邏輯呢？當然這兩個問題都是以外來者的姿態提出的，當地村民已經循著這樣的模式與信念生活許久，怎麼容得下外人評判呢？除此之外，女性也是片子很重要的核心，少女擁有拿起鏟子的勇氣以及戲劇夢都是不被允許的，甚至會被唾棄、被視為恥辱，更不用說她失蹤三天，逃去過氣歌舞演員的家了。
三個女人
規矩是人訂出來的，可是當規矩讓人窒息，或是自相矛盾，難道沒有商量的餘地？片名直指三個女人，也表示了人們對演員的兩極化態度：吹捧與鄙視。
第一個女人為擁有戲劇夢的少女，慧黠聰穎但是前途茫茫，受限於家族與未婚夫，不能恣意展翅高飛，因而使出詭計讓女演員貝娜出來調停。
貝娜是第二個女人，是來自都市德黑蘭的大明星，走到哪都有人認出、要簽名，受到群眾簇擁與歡迎，跟村民是完全不一樣的階層。貝娜在片中戲分頗重，一開始不信任少女，到了中段揭開真相時，甚至瞬間變臉、憤怒到要打人，徹底顛覆初始的優雅形象，卻在最終成為少女跟家人的潤滑劑，讓人始料未及其轉變與柔軟的身段。
第三個沒正面現身的女人則是過氣的歌舞片女演員，在以前拍片環境不佳時飽受傷害，不紅以後，想找個寧靜的地方落腳也不行，老是被騷擾，甚至被村民視為拒絕往來戶，只能獨來獨往，每天出門畫畫打發時間。
潘納希的角色中立溫和，有距離看著一切發生，車子就是他最舒適的窩，很多時候也不解釋或翻譯村民的話，只是簡單帶過；當貝娜發狂打人，他也不干涉女人的戰爭。他似乎提醒了觀眾對事情的態度不需要一開始就多做評論，或是結果不如願便失去原先的目標，抑或是用憤怒來蓋過想助人的心。
最重要的是，潘納希以本片帶出伊朗藝術工作者的困境，人往往要事情嚴重到可能扯上死亡才肯直視問題嗎？當既有的體制封閉、箝制思想與言論，甚至是創作，除了偷來暗去有沒有其他選擇呢？潘納希以《三張面孔》回答了創作者的疑惑，即便處處受限，不時要編織謊話，連家人都必須隱瞞，但是只要有好故事，角色不用多，就能拍出思路清晰的電影。他親自驗證了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這句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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